中国人的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相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更为统一。反而正是因为这种大体上的统一，使中国人在遵守制度上面临共同的难题———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直观性、价值判断的伦理标准使得“制度”必须首先在价值上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这就带来了“制度摩擦成本”。

　　把“制度摩擦成本”说得更清楚些，就是中国企业面对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愿意接受统一的价值观，但是他们把价值观的衡量和判断经常使用在生产生活的任何方面，当一件事情、一个制度或者一种现象与他们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为了保存自己原有价值观，而放弃有效的行动。所以，中国企业的管理者经常哀叹，要是我的手下像日本人那么听话就好了。其实，是他的手下需要被说服，如果这个管理者能够在价值层面说服手下：你要接受我的所有命令，并且为了执行这些命令时相信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管理者带领的团队往往比一群日本人、美国人更厉害。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特别专注于企业文化激励、导向、凝聚、约束这些功能？这些其实不是价值观之间冲突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如何执行的问题。当“执行”成为所有中国企业的心病，其实他们共同面对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而在“执行”这里做得较好的中国企业，不光是单纯的解决技术上管理制度怎么设置与遵守，同时也在思想上对自己的员工进行了民族性的改造。